“这个诗，他不是用笔写的，是用他的心、他的血、他的泪，甚至他的命，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。”每当听到《长征组歌》那熟悉的旋律，母亲的话总会在我耳边响起。

　　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，也是《长征组歌》首演61年。我的日子忙碌起来，讲课、访谈、演出活动不断。我愿意去讲。因为这部作品里，有我的父亲萧华、母亲王新兰走过的路。我希望更多人知道，那些感动我们的词句是怎样写出来的。

　　1964年，父亲患上严重的肝炎。为了让他安心养病，组织上安排他到杭州休养，母亲陪同前往。这时，纪念红军长征出发30周年的活动陆续筹备，父亲平素被大家称为“军中诗人”，各地报纸、杂志纷纷来信，约他写诗、写词、写回忆文章。来信太多，无法一一答复。但纪念长征，父亲自己心情很迫切。对他和母亲来说，那是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。父亲由此萌生了一个想法：写一组诗，把心中的长征留下来。

　　他做了许多准备。认真阅读毛泽东同志关于长征的论述，也读战友们回忆长征的文字。历时近2年，走过10多个省份，选哪些场景、用什么诗体，才能把那么多感受写出来？父亲反复琢磨，最后采用“三七开、四八句”的形式：每首诗前四句各3个字，后八句各7个字，短句起势，长句展开。最初写成的是12首《长征组诗》，总题为“红军不怕远征难”。后来，其中10首谱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《长征组歌》。

　　那段时间，我们几个孩子在北京上学，不能一直陪在父亲身边。母亲是他创作的见证者，也是第一位读者。许多创作中的细节，是母亲后来讲给我们听的。她说，父亲常常写着写着，就写不下去了，泪水落在稿纸上。母亲接过来读，自己的眼泪也往下掉。两个人的泪水，就这样落在了同一张稿纸上，把字都洇得模糊了。

　　创作期间，父亲几次病情反复，严重失眠，整个人快速消瘦。母亲急得不行，怎么劝都没用，无奈之下只好向周恩来总理报告。周总理亲自打来电话，命令父亲停止写作、好好休息。父亲一向非常听总理的话，可这一次，他实在停不下笔。往事涌上来，牺牲的战友、离别的亲人，都在心里。

　　《告别》是让父亲流泪最多的篇章之一。父亲是江西兴国人。14岁参加红军时，接到调令，因纪律要求不能向家里透露，父亲便悄悄动身了。同是共产党员的奶奶，猜到父亲是加入了红军。她拿着一双做好的鞋，追了数十里路，追上队伍，把鞋交到父亲手里。

　　那是母子俩最后一次见面。

　　中央红军长征后，奶奶跟着游击队坚持斗争。一次下山找粮时，遭遇敌人，奶奶让两名队员带粮食回山，自己主动去引开追兵……后来，人们没能找到她的遗体。

　　这一直是父亲心里的痛。

　　他太懂得离别的分量。1934年10月，18岁的父亲带着少共国际师的战士们，夜渡于都河，踏上长征路。这些从家乡走出去的红军战士，有许多人再也没有回来。多年后写《告别》，他想到战士告别故乡，想到那些再也见不到的亲人，诗句背后，有一个个家庭的牵挂，有红军与人民难舍难分的情谊。

　　写《过雪山草地》时，父亲同样十分难过。他向我们讲过翻越夹金山的艰难。经过长时间行军作战，本就单薄的衣服已破烂不堪，几难蔽体。临上山时，只能用辣椒煮水，每人喝上一碗来御寒。到了险窄处，大家相互牵着手，小心前行，有时只是稍不留神，一整队的人就掉下山崖……

　　父亲曾问母亲：“新兰，你对长征的感受是什么？”母亲回答说，那时自己太小了，只记得又冷又饿，天天有走不完的路。于是，父亲含泪写下“雪皑皑，野茫茫，高原寒，炊断粮……”

　　母亲9岁参加红军，11岁踏上长征路，是队伍里年龄最小的女红军。11岁的孩子，个子小，腿短，大人走一步，她得跑两三步。她常说，别人的长征是走过来的，她的长征是跑过来的。她就是这样跑着，跟着红四方面军两过雪山、三过草地。